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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间大学何其多,西南联大只一个
2017-06-07     (点击: )

来源 | 一日一度(ID:yryd115)

作者 | 度公子    编辑:学妹

 

 

西南联大建校4周年校庆时,国外许多著名大学发来贺电。对于这所战火纷飞中的东方大学,牛津大学高度评价道:“中方三十载,西土一千年。”

抗战时期,条件简陋,时局动荡,却丝毫没有影响这座大学在教育史上留下璀璨一笔。不足4000名毕业生中, 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171位两院院士及数不清的人文大师。

我们不禁要问,到底是什么?让联大孕育出了如此芬芳的果实?

 

1

“文化亡了,才是真的亡了!”

1937年7月7日夜,

北平城外传来枪炮声,

有人误以为是军事演习。

翌日,几位北大教授在胡适家聚会,

席间,一位教授宽慰道:

“想必只是孤立事件,

学生们的学业不会受影响。

是年,北大、清华决定联合招生,

直至7月10日,招生委员会,

还在地下室里油印考卷,

为即将来临的招考做准备。

 

 

不足一月,日军攻陷天津,

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布:

“我们首先要炸掉南开大学!”

南开师生得到消息后连夜撤离。

29日,日军向南开图书馆炮击,

军人拉着汽油焚烧校园,

熊熊烈火伴随黑烟烧了一夜。

10月,北大红楼和清华园已是满目疮痍。

长达八年的民族灾难,

首先在三座顶尖学府面前露出狰狞的面目。

早在8月28日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校长,

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。

公函要求:三校南迁长沙,

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。

 

被日军轰炸的南开

 

时值暑假,战事紧急,

撤退毫无组织,只能各自奔命。

朱光潜扮作商人挤车出城;

闻一多除却手稿,连行李箱都没带;

王力一出天津就被反复盘查审讯。

与教授相比,学生境遇更为艰难,

许多学子家乡沦陷,身无分文,

“逢车便上,遇庙而栖”,一路乞讨,辗转南下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流离与聚合,

11月1日,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。

然而,片刻安宁再次被警报声打破,

上海、南京沦陷后,长沙立成危卵,

为保住文化血脉,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。

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就此拉开序幕。

 

长沙临时大学旧址

 

国难当头,民族存亡之际,

中国文人、学者深刻诠释了何为“气节”。

作家张曼菱在北大演讲时便提及二三:

国学大师陈寅恪,其父陈三立是近代著名诗人。

日本人占领东三省,打进北平以后,

陈三立绝食、绝药而亡。何也?

“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,不能去保卫祖国,

国家沦陷,他不能承受如此耻辱,就绝食而亡。

不久,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。

如果拒绝,肯定要遭迫害,但他亦不能赴死:

“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,这是我的责任。”

所以,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,

他就悄然离京,辗转去往西南。

 

陈三立

 

日本人打到城外时,

闻一多夹着书,拉上孩子就走,

路上碰见臧克家一脸惊愕地问:

“那么多名贵的珍本你都不要了?”

闻说:“大片国土都丢了,几本书算什么!”

如果留下,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,年金丰厚。

当教授,有人抄书,有保姆、厨师、洋车夫,

而闻一多带着饼干、孩子,拂袖而去。

还有一位叫邓以蜇的教授,虽滞留北方,

八年间,从没去日伪大学里教过课,

靠在街头卖自家古董苦苦支撑,

卖完一件吃一段,吃一段又去卖,

誓死不上课,决不向日本人低头。

儿子去往联大前,邓以蜇含泪叮嘱:

“你要好好读科学,将来力图报国!”

儿子果然没辜负父亲的期许,

后来成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,

这个人就是邓稼先。

 

邓稼先之父,邓以蛰

 

南迁之路共有三条,

教授、学生们携老扶幼,

一路辗转颠簸,历尽艰苦。

三支队伍中最令人钦佩的,

当属有“文人长征”之称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。

旅行团由200多名学生和少数老师组成,

徒步至昆明,军事化行军,翻越3600里,

一路风餐露宿、遭遇土匪,饥寒交迫。

途中68天,广大师生对中国的落后、底层疾苦有了深切体会,也因此坚定了求学报国的决心。

 

湘黔滇旅行团行军途中

 

4月28日, 284名师生抵达昆明。

这是近代中国最黑暗、最恐怖的日子,

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,中国西南角,

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正式成立,

即将绽放出无比耀眼的光辉。

 

2

 

“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补助呢?”

 

联大成立之后,

校训定为“刚毅坚卓”,

其条件之艰苦令人无法想象。

一间宿舍要住40个学生,

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课桌,

图书馆里面所谓的书架,

不过是在废油桶上放一块木板。

起初,教师、学生只能在校外租住,

后来好不容易置地,修建校舍,

清华校长梅贻琦请来梁思成夫妇设计,

两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,

梅贻琦一看,当即否决:

“联大没钱建这样的房子。”

 

 

夫妇两人只好再改,

前后五稿,越改越简陋,

从高楼到矮楼再到平房,仍不被采用。

梁思成忍无可忍,把方案往地上一摔:

“你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校舍?”

梅说:“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,

教室用铁皮做顶,其余统统做茅草屋。

听罢,梁大怒:“茅草屋农民都会建,

干嘛要我这个建筑专家来设计!

梅贻琦赶忙拉住他:“国难当头,

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…”

当晚,他和林徽因重新设计,

林徽因一边改一边流泪,

哭的是联大,也是中国。

 

梁思成一家在昆明

 

修好的铁皮屋,

每逢下雨就没法上课。

老师在讲台上无论多大声,

也抵不过雨打铁皮的声响。

有一次,经济学家陈岱孙上课,

中途大雨如注,他索性拿起粉笔,

在黑板上写下“停课赏雨”四个字,

学生们就静静地听了一节课的雨。

后来,联大遭遇财政赤字,

连这样的铁皮屋顶都没保住,

只能卸下来转卖给当地,

所有屋舍都改成茅草房。

 

西南联大校舍

 

彼时,昆明通货膨胀,

拿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话说:

“物价一日三跳,有如脱缰野马。”

大教师们穷得叮当乱响。

以当时的物价来推算,

联大薪金最高的名教授,

一个月连40斤豆腐都买不起,

多半教授只能以吃稀粥度日,

更别提那些收入一般的老师。

难怪当时昆明人都说:

“如今只剩下三样便宜货,

邮票、电影和助教。

 

 

这些名师早年何等优雅,

如今个个破履烂衫,食不果腹。

朱自清每日只能吃糙米度日,

长期粗劣的伙食使他胃病加重,

健康状况恶化,以至英年早逝。

有一年,昆明冬天异常寒冷,

他只好去赶马人手上买廉价披风,

晚上当被褥,白天裹在身上御寒。

一次出门,一个乞丐追着他要钱,

他无可奈何:“别追了,我是联大教授。”

乞丐扭头便走:“你早说嘛,

害得我白跟了你半天!

 

左起:朱自清、罗庸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王力

 

吃是问题,住也是问题,

华罗庚放弃国外大好机会,

到联大只能租住农家牛棚,

在牛棚上搭了间摇摇欲坠的屋子。

每天吃饭,下面牛粪熏天,

晚上睡觉,牛在柱子上蹭痒,

摇得一家人根本无法入眠。

夏天,粪臭加上牛蝇满天,

华罗庚要批改作业到深夜,

然后埋头钻研自己的学问,

一晚上被牛虱咬得遍体鳞伤。

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,

他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。

 

华罗庚一家在昆明

 

后来,昆明空袭,

华罗庚几乎被炸死,

“这里不是久居之地,

我们得找个更安全的地方。

闻一多听说了,就邀他同住。

十几口人共居一室,中间用布帘隔开,

形成“布东考古布西算”的奇特格局。

彼时,闻一多自己开辟菜园,

勉强对付伙食,其他方面,

则靠卖书、卖衣、治印换钱。

治印为艺,以此谋生为文人所不耻,

而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,

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,

可见其治印之勤,经济之窘迫。

其中酸楚,岂是一言能尽的?

 

闻一多治印

 

为了维持基本生活,

联大教授 “各显神通”。

费孝通曾在街上卖过大碗茶;

吴大猷为妻子治病到菜市场捡牛骨;

周培源租住的地方离联大太远,

为了给学生上课特意备了匹马,

有次马受惊,几乎将其拖死在途中;

吴晗为了送妻子去上海做手术,

用十六箱藏书抵押给学校换机票。

相比之下,理工科教授就“牛”多了:

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家生产肥皂;

化学系的高崇熙善于种花,

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到市集上卖;

化工系谢明山研制出了“西曼”墨水,

在昆明市场上居然畅销一时;

生物系教授更是建了酒精提炼厂,

为医院解决燃眉之急

 

梅贻琦在清华住洋房、有司机,

到了联大,夫人韩咏华只能上街卖米糕,

“由于路走得多,鞋袜又不合脚,

把脚磨破,感染了,小腿全肿起来。

为改善教授生活,梅四处“谋财”,

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。

西南联大给特困家庭安排补助金,

按理说,梅家孩子也在领取之列,

校长梅贻琦却说:“家里还扛得住,

留给那些更加困难的学生吧!

儿子梅彦祖的眼镜坏了,一修再修,

梅贻琦的弟弟来访,梅彦祖正看书,

“怎么把脸都贴到书上了,眼镜呢?”

彦祖把抽屉打开,梅贻宝一看,

镜片上都是胶水,架子缠满线头,

梅贻宝红着眼转身对哥哥说:

“再穷也不能这样啊!”

 

 

就是如此窘迫,

听闻教育部打算从艰困的经费中,

拿出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。

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,

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:

所有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!

“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,

还有许多的人民比我们还要艰难,

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补助呢?

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。

有这样行为世范的先生们,

何愁教不出怀抱天下的学生?

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夸赞说:

“抗战时,国人中最能感觉、关怀国家,

忍受的苦难也比较多,

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,

就有西南联大的教授。

 

3

 

“物质不得了,精神了不得!”

 

老师苦,学生亦苦,

经济学家陈岱孙曾说:

“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、

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,

支撑了抗战时联大师生对敬业、求知的追求。

学生住着满是臭虫、虱子的茅草屋,

每天吃着掺杂糠皮、稗子的粗饭,

却始终求知若渴、未曾半点抱怨。

联大图书馆不过两百个座位,

若去晚了,排队都要大半天。

陈岱孙指定的教材是菲尔柴尔德的《经济学概论》,

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,书只有五六本,

宿舍经常派人检查图书是否准时下传,

以便第二天分配。实在借不到,

便用最粗劣的纸传抄。

 

陈岱孙

 

国民政府为保全人才,

给相当数量的学生发放贷金,

这笔钱算下来少得可怜,

仅够维持一天两顿糙饭。

“想吃早点是没有的,

要吃点好的,只能去校外兼差。

于是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,

当编辑者有之,做家教者有之,

会计、翻译、电影放映员有之。

昆明有放午炮报时的习惯,

曾有学生在茶馆看书看得太入迷,

突然一拍脑袋,拔腿就往山上跑:

“糟糕!我还得放午炮呢!”

对于联大师生在外兼差的情况,

昆明人曾有一个有趣的说法:

“若是梅贻琦校长下令封校三天,

不准师生出来,昆明大到政府机关,

小到民营企业、中小学校,

恐怕全都无法正常运转。

 

 

顾得吃,也就顾不上穿。

联大的文艺社团阳光美术社,

曾经画过这样一副漫画,

身穿长袍的学生从背后掀起袍子,

露出的衬裤居然遮不住屁股。

大家常年穿着体面的长袍衫,

里面的衣服早就破烂不堪,

鞋子“空前绝后、脚踏实地”。

“穷得连抢劫犯都懒得多看一眼”。

学校里,无人攀比穿着、吃住,

大多数人以坚韧卓绝之心求学时,

反倒是那些特殊分子感到不自在,

孔祥熙的侄女每次坐车到学校,

把车停得老远,生怕被人瞧见。

 

 

泡茶馆是联大学生必做的功课。

联大没有固定教室,亦无课桌,

宿舍灯光黯淡,根本无法阅读。

“看书、写作都是在茶馆里面。”

一条龙翔街,一条凤翥街,

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全是茶馆。

学生只需花几分钱点一杯茶,

实在喝不起茶,就喝白开水,

想坐到何时就坐到何时。

老板娘似乎也并不在乎生意,

甚至有人中途吃饭,临走前说:
“茶别收了,我还得回来。”

 

 

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,

学生老师时不时要“跑警报”。

为保安全,吴大猷居住在城外,

每天来回走20里路上课,

一个月下来脚底都已磨烂。

华罗庚曾在路上突来灵感,

全然不知头顶已响起警报,

幸好遇到一位老师将其推入防空洞,这才躲过一劫。

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,

“刚毅坚卓”的顽强精神,

始终贯彻在联大人的心里,

尽管物质生活艰困,朝不保夕,

他们依旧激情不减,弦歌不辍。

无怪乎上世纪40年代初,

林语堂路过昆明时发出惊叹:

“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,

精神上了不得!

 

4

 

“校长就是给教授搬凳子的。”

 

抗战时迁入内陆的大学,

并不只有组成联大的三校。

国民政府曾组建东南、西北、西南三所联合大学,

东南联大胎死腹中,西北联大先合后分,

唯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下来,何也?

只因联大三位校长的合作与包容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,三校在办学实践中,

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,

清华“严谨、认真”,北大“民主、自由”,

南开“开拓、活泼”,注重实际问题,

不同办学风格要融合在一起,

绝对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。

 

清华校长,梅贻琦

 

联大成立之初,

北大与清华一度闹矛盾。

联大各学院推举院长、系主任时,

梅贻琦偏向清华,引起北大不满,

北大教授纷纷向蒋梦麟“告状”。

一时师生群议分校,争取独立。

钱穆力排众议,认为国难当头,

大家应以和合为贵。蒋梦麟随即说:

“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,

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,当另商他事。

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。

 

北大校长,蒋梦麟

 

三个校长一同治校,

好比一条裤子三人同穿,

拉拉扯扯,谁也得不着好。

张伯苓对蒋梦麟说:“我的表,你戴着。”

这是天津俗语“你做我代表”的意思。

北大校长蒋梦麟,深谙“无为”之道,

他曾说:“傅斯年说我不管事,

在西南联大,我不管就是管”。

如果不肯放手,各自为政,

势必造成联而不合的局面。

不久后,张、蒋去重庆谋事,

直接将联大“丢”给梅贻琦,

令其全权负责一切校务。

 

南开校长,张伯苓

 

梅贻琦负责联大日常事务,

更是将无为而治推向极点。

校园里流传着一首打油诗,

模仿梅贻琦说话的语气:

“大概或者也许是,不过我们不敢说。

可是学校总认为,恐怕仿佛不见得。

梅贻琦事无巨细,一丝不苟,

每一次学校重大事务开会,

他在一旁端茶、倒水,不表一言,

等教授们一一讲完,问他怎么看,

他都是慢吞吞地说:“吾从众。”

作为校长,他能摆正同教授的关系,

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。

梅贻琦因此获称“寡言君子”,

陈寅恪曾说:“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,

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,那样少,

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。

 

钱穆

 

1946年1月29日,

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一事,

致函梅贻琦(字月涵)和潘光旦:

“月涵校长、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,

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。

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,

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。

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,即乞核定。

嘱文书科办通知,

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。

梅贻琦接到这封公函之后,

只批示了几个字:“照办,琦”。

表面上看,不过是日常的工作信函,

而从“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”一语,

可见当时联大教授地位之高。

 

 

因在管理制度上无先例可鉴,

“教授治校”就成了联大的管理特色。

校级民主管理机构有「校务委员会」和「教授会」。

「校务委员会」促进学校发展、学术政策,

为关心学生利益提出建议、制订办法。

「教授会」作为老师的代表机构,

提出对学校发展的基本建设性主张。

为激发老师共同治校的积极性,

联大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,

图书设计委员会、聘任委员会、战区学生救济等等。

“校务委员会中绝无非教闲杂人,

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。

当年联大每一次决定大事,

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,

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。

 

5

 

“讲课,当以守旧为耻,以创新为荣。”

 

“所谓大学者,

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

有大师之谓也”。梅贻琦这句话,

一针见血指出了联大培养人才的关键:

大学能否成功,全凭有无好的教授。

联大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,

正副教授占教师总数一半以上。

其中有150多名学者留学欧美。

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学校,

有不同的学术风格、流派,

却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育人理想。

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,

伦理道德层面却留有儒家文化色彩:

忠诚教育,治学严谨,不苟且,不浮躁,

教书育人,自敬其业,不忧不惑,

皆是“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”之楷模。

 

 

破格录用教授方面,

联大不拘一格,唯才是举。

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,

发表许多小说,从未当过老师,

也未去国外留学,联大聘为教授。

他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讲授写作课,

甚至在课堂上推崇《金瓶梅》,

后来培养出了“最后一个京派作家”,

著名小说家汪曾祺。

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得主何兆武回忆:

“1939年,我入读西南联大,

学校聘钱钟书、华罗庚、陈省身当正教授。

当时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,

在全国都引起不小的轰动。

 

沈从文  

钱钟书&杨绛

 

当时的联大学子,

简直是幸福到了极点。

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,

回忆在联大读书时的课表:

“国文老师是沈从文,英语老师是李赋宁,

物理老师是吴有训,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,

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。

我还选修了数论和《庄子》,

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。

而这些名震全国的教授,

讲课又各有各的风格。

 

冯友兰

 

闻一多先生讲楚辞,

“痛饮酒熟读《离骚》,方称名士”,

讲唐诗,不蹈袭前人一语,

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,

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,当为第一人。

钱钟书先生名气大,能够化腐朽为神奇,

有时喜欢玄虚,不是很清楚地讲出来,

而是提示学生,要靠自己去体会。

最厉害要数清华四大导师里的陈寅恪,

上课了,夹一个包袱进来,从不看书,

对各路材料历历如数家珍,

古书段落信手拈来,原话一字不差。

教历史,上课第一天就说,

“前人讲过的,我不讲;

近人讲过的,我不讲;

外国人讲过的,我不讲;

我自己过去讲过的,我不讲。

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

学生当中没几个人听得懂他的课,

倒引来冯友兰、吴宓等教授旁听。

 

陈寅恪

 

联大实行“自由教育”,

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,

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,

各讲各的,各有特色,“唱对台戏”。

闻一多与沈有鼎,同讲“易经”课,

经常互相旁听,这就意味着自由选择,

意味着开阔视野,意味着学术对话。

此外,教授间,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,

哲学系贺麟教授欣赏王阳明的“心外无理”说,

反对理在心外,冯友兰观点则正好相反。

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,

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,

听了不同观点,学生也受益颇多,

至于如何思考,全在个人。

 

狂儒刘文典

 

狂儒刘文典曾在安徽大学当校长,

蒋介石到安徽时,请当地名流见面。

蒋介石注重个人仪表,刘文典其貌不扬,

蒋介石问:“你就是刘文典吗?”

刘文典回了一句:“你就是蒋介石吗?”

当场把蒋介石给气了个半死。

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,

有时他讲课,吴宓跑去旁听,

刘闭目讲课,每到得意处,

便向后排张望,问道:

“雨僧兄以为如何啊?”

吴宓就起立,恭敬地点头回答:

“高见甚是,高见甚是。”

两位名师一唱一和,

全班哄堂大笑。

 

学生校外地质考察

 

为讲《月赋》一文,

刘文典特意选在十五月圆之夜,

当着一轮皓月开讲:

“美人迈兮音尘阙,隔千里兮共明月?”

师生沉醉其中,不知今夕何夕。

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,

他说只要注意“观世音菩萨”就行了:

“‘观’是要多多观察生活;

‘世’是要明白人情世故;

‘音’是文章要讲音韵;

‘菩萨’是要有救苦救难、

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。

如此生动、有趣的讲述,

学生焉有不能精进之理?

 

6

 

“这个问题,请说说你的看法。”

 

杨振宁先生曾写道:

“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联大念过书,

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,

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。

张瑞蕃1939年就读于联大物理系,

至今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:

“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。”

相当多的教授主张“通才教育”,

“打好‘博’的基础,才易于求专求精。”

课时安排上,让学生充分自学,

去独立思考,自觉钻研,

不读死书,不死读书。

 

西南联大操场

 

后来,沈从文在美国讲学,

美国人问他:“西南联大八年,

条件那样差,生活那样苦,

为什么联大短短八年的时间,

出的人才比北大、清华、南开30年还多?”

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:自由。

“教授治校”管理机制下,

联大秉持“殊途而同归、一致而百虑”,

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,

给了学生们足够的发展空间。

翻译家何兆武口述《上学记》中提到:

“没有点名、出操升旗,也不呼口号。

个人行为绝对自由。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,

喜欢看的书才看,喜欢听的课才听。

何先生联大七年读了四个院系,

读工学院,觉得没兴趣,

于是转入历史系,考了哲学系研究生,

后来又觉得无趣,转去学了外语,

在此基础上才有日后的成就。

 

何兆武先生

 

最可贵的是,联大师生之间,

平等、诚挚,关系和谐,教学相长。

哲学家金岳霖讲课的时候,

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:

“这个问题,请说说你的看法。”

有时,干脆让学生讲上十多分钟。

更有甚者,同学当面顶撞金先生:

“您的看法有矛盾,不对!”

金先生不以为忤,不断地附和:

“唔唔,有几分道理。”

 

后右一,金岳霖

 

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,

赵瑞蕻在一间教室里看书,

忽然七八个人推门进来,

一看,原来是华罗庚和几位助教及学生。

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,

写了许多方程式,边写边喊:

“你们看,是不是这样?”

马上有人起来:“你错了,听我的!”

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。

华先生拄着拐杖走过去说:

“诸位,这不行,不是这样…”

几个人越吵越有劲,吵了一个多小时,

华罗庚说:“快十二点了,走,饿了,

先去吃点东西吧,我请客!

 

杨振宁的准考证

 

非但有学习的自由,

政治上,也尊重学生思辨。

当时在联大的宿舍里,

有一个特别“奇葩”的景象,

因为各个同学有不同立场,

晚上没事,大家一阵海阔天空,

有骂蒋介石的,也有拥护蒋介石的,

床位之间激烈辩论,争得面红耳赤。

可一觉醒来,大家关系依然很好,

还约到一起去校外泡茶馆。

任何思想,哪怕偏激乃至“异端”,

在联大都有存在的空间。

 

 

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,

联大对学生功课审核之严苛,

放到今日来看几乎无法想象:

联大前后注册学生多达8千人,

实际毕业的人数4千人都不到。

每一个学分都必须严格修到位,

如果不及格,就要从头重修。

为达到梅贻琦所言“通才教育”,

西南联大还有一项硬性规定:

文法学院学生,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,

可在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生理学、地质学中任选。

而不论文理工,所有的学生,

都必修中国通史、西洋通史、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。

没有这些基础学科拓展思维,

一个学生又谈何精研学问?

 

 

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:

“1941年我入学时,班里有40多名同学,

毕业时仅有20多人。每学期应修学分中,

1/3不及格就要留级,1/2不及格就要退学。”

一个学生考了59.5分,去跟教务长求情。

被教务长拒绝,学生愤愤然道:

“59.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?”

教务长回答:“如果没有区别,

59.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,

以此类推,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?”

联大学生周锦荪老人因参加地下活动,

没时间重修错失的2个体育学分,

直至两鬓斑白,也没拿到文凭。

 

 

对于梅贻琦的严格要求,

学生曾有抵触,在教室墙外,

用粉笔写上“打倒梅特涅”。

这是用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,

工人、大学生反对奥地利专制独裁者首相梅特涅的名号,来影射梅校长。

岂料,月末校会上,梅先生重申学习纪律,

并且说:“抗战时期,办学不容易。

学生如不勤奋向学,应当有愧于心。

说我们是梅特涅,我们就是梅特涅!

但考核标准绝不降低!

 

7

 

“一定要参加国民党,我宁可不做院长。”

 

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认为,

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,其中一点,

是她保持大学本来的样子,而非“衙门”。

此言出自狂儒刘文典,“大学不是衙门”。

当初北大先贤蔡元培竭力反对行政干预:

“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,

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?

学者谢泳翻阅联大史料得出结论:

“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,

收效不大,教授不买这个账。

 

昆明遭遇空袭,联大被炸宿舍

 

教授对于上边的命令,

若感觉不合理,要么据理力争,

要么就公开抗议。1941年前后,

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,

要求担任院长以上职务教授入党,

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听了说,

“一定要参加国民党,宁可不做院长。”

到头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。

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参议党政,

当着蒋介石批评国民党腐败、独裁,

说国民党“好话说尽,坏事做绝”。

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,说:

“欢迎提意见,但别太刻薄。”

盛怒之下,张奚若拂袖而去。

后来,他接到开会通知和路费,

当即回电:“无政可参,路费退回。”

从此再不参加国民参政会。

吴晗先生苦心写出《朱元璋传》,

已待付梓,却被出版部门审核:
“能不能把朱元璋的‘红军’改一改?

要是改了,钱还能多给一点。

妻子当时重病在身,家境窘迫,

吴晗宁可不改、不出,不要稿费,

学生听了都潸然泪下。

 

吴晗与妻子袁震

 

联大坚决反对“官本位”,

校内只有“先生”、“学生”两种称呼,

教职员一律称“先生” 或“某师”,

不会有“院长”、“ 主任”之称。

1938年,教育部明文规定,

“三民主义为当然必修科目。”

对此,工学院院长吴有训不满:

“什么三民主义,我看是三迷主义!

财迷、色迷、官儿迷!乌烟瘴气!

闻一多发现同屋教师是国民党员,

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,

理由是“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。”

联大开党义课时,讲师给学生鞠躬:

“兄弟这门课是送的。”

 

中科院院士,吴有训

 

老师们不吃政府那一套,

学生们也不尿它那一壶。

陈寅恪先生赴国外治眼病,

因太平洋战争滞留在香港,

政府派飞机去接先生和同行教授,

岂料孔祥熙的女儿将飞机霸占,

带着洋狗乘飞机到重庆。

消息一经传出,联大师生震怒,

白天游行示威,高喊“打倒孔祥熙”。

吴晗教授愤然道:“南宋的奸相贾似道,

喜欢玩儿蟋蟀,人称蟋蟀相公,

行政院长爱洋狗,那就是飞狗院长。

后来云南大学举行一次报告会,

孔祥熙忽然上台发表演讲,

旁听的联大学生集体转身而去,

把孔祥熙搞得极为难堪。

 

 

国家陷于灾难时,

人人都需要报国之心,

但联大决不向专制妥协,

不接受以国家名义来抹杀个性,

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。

联大的知识分子既同仇敌忾,

在民族大义面前保持了气节,

又包容和保全学生们的个性,

既能够以国家的利益为重,

也懂得坚守人格独立,思想自由,

这对所有大学都是历史借鉴。

 

8

 

“违千夫之诺诺,作一士之谔谔。”

 

谈及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,

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:

“这所大学的遗产,属于全人类。”

联大尊重学者,不以官阶衡量人。

倚仗权势,非联大校风所能容。

民主、自由、科学、思想独立,

承接蔡元培“兼容并蓄”的思想,

永远是联大追求的办学标准。

这是一座“一中有多,多中有一”的学府,

是孔子所说的“君子和而不同”,

而非 “小人”的“同而不和”。

一座大学若是“同而不和”,

那只会越办越“小”。

 

 

正因为如此,短短8年,

联大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,

为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、

科技、国防等各战线培育出骨干力量:

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23位获得者,8位出自联大;

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,

科学家当中4位是联大学生;

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,

联大师生有171人,学生近百人。

抗日救亡的铁流中,同样有他们刚毅的身影。

九年间,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,

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,14人牺牲。

西南联大做到了真正的育才育人。

 

 

学术上联大亦是一座高山:

汤用彤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、

陈寅恪的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、

雷海宗的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》,

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。

费孝通在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,

写出《禄田农庄》、《内地农村》,

家潘光旦在村舍编译出版了《性心理学》,

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,

华罗庚在昆明郊区的几度寒暑中,

完成了震惊学界的《对垒素数论》,

还有张青莲的《重水之研究》、

赵九章的《大气之涡旋运动》、

冯景兰的《川康滇铜矿纪要》、

闻一多的《楚辞校补》、

冯友兰的《新理学》,

……

 

 

1941年到1945年,

教育部举办五次学术评奖,

涵盖文学、哲学、自然科学等,

数千成果参评,一等奖共15项,

西南联大一所学校就占了7项。

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,

为中国各领域学科打下坚实基础。

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,

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,

完成了一生中重要的学士论文,

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,

为日后杰出成就奠定了基础,

最终两人获得“诺贝尔奖”。

 

 

“思想独立,学术自由”,

让联大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辉。

教授冯友兰在《南渡集》中,

写过一篇《大学与学术独立》:

“对于大学,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,

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,

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。

傅斯年的《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》,

一开头即说:“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?

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,为的是青年,

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,

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,

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。

 

抗战胜利,梅贻琦做最后演讲

 

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,

在联大写过一篇《学术与政治》:

“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,

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,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。

学术有神圣的使命,任何人都不能侵犯。

针对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,

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:

“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,

而不是思考什么。

1945年12月,西南联大即将解散,

三校北返之际,梅贻琦高声宣讲:

“联大没有强迫,只有诱导,

没有盲从,只有信仰。

联大的存在和光荣的获得,

依靠自由民主和活泼的传统,

联大绝不自私独占这全民羡慕的传统,

这传统必须普及全中国!

 

 

1946年,冯友兰教授,

撰写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。

文中写道:“联合大学,

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,

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,

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

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,

违千夫之诺诺,作一士之谔谔。

这是中国一流大学应该看齐的目标,

唯有如此,社会才有更多健全的人、

独立的人、有思想和创建的人。

有力量推动发展的知识分子群体,

才能不汲汲于功利、营营于苟且,

还学术以纯净,利文化以昌明,

民族的复兴才更有希望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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